原标题：从西部类型片到丝路新电影

2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辈们从西部出发，穿越草原沙漠，开辟丝绸之路，迈出通往世界的坚定脚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铿锵乐曲，西部类型片同样在这里腾飞，获得海内外电影人的高度认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壮丽实践渐次展开，以前所未有的幅员和深度，为西部艺术与丝路艺术接轨提供现实和文化基础，助力丝路电影崛起。近日，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举办，再次将丝路电影创作的相关话题引入大众视野。从西部类型片到丝路新电影，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升级迭代？如何借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从新的视野和高度开掘西部乃至丝路的深层思想内涵和审美内蕴？这些问题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一脉相传

1984年，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提出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理念。于是，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积极响应，纷纷将目光定格西部，创作出《黄土地》《老井》《黄河谣》《红高粱》《人生》等电影精品。这些影片因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和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屡次在国际电影节斩获大奖，不但缔造西部类型片的艺术流派，还成为中国电影的知名品牌。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因受到新兴媒体和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渐入低谷，连带着西部类型片也呈式微之势，创作者只能跟随时代语境不断调试改变。

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丝路电影逐渐崛起。它以反映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所有与丝路文化相关的历史人物、民族习俗等为创作内容。不同国家的丝路电影因文化观念和创作理念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与审美诉求。其中，由中国主导创作的中国丝路电影在继承西部类型片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挖掘与中国相关的丝路故事同时，重视叙事空间的跨地性，以达到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比如，《巴铁女孩》从真实事件中汲取灵感，以中国女孩陆游与巴基斯坦女孩纳莎相互帮助的跨国友谊切入，展示巴基斯坦的社会现状以及中巴友谊的绵长真挚。《血狼犬》的创作者受西北犬王的经历启发，将影片的空间背景置于苍茫的天山脚下，讲述护林员朱广生及其家人与爱犬蓝波之间的感人故事，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宏大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丝路电影是对西部类型片的承接和拓展：承接的是理念，用现实主义精神开掘内容深度与思想厚度；拓展的是视野，将故事置于更宏阔的国际背景下，讲述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合作的历史与现实。这种传承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电影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发展力量。

唤醒“一带一路”上的共同记忆

创作视野决定着作品的思想高度、现实宽度和价值厚度。西部类型片反映西部人民的生活情感、民俗风情，透过多姿多彩的时代书写向世界展现一个丰富立体的西部形象。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生》《黄土地》《老井》《红高粱》，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双旗镇刀客》《黄沙·青草·红太阳》《秦颂》，或是新世纪以来的《美丽的大脚》《狼图腾》《可可西里》《图雅的婚事》《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西部作为“流动的风景”一直是西部电影的叙述主体和空间场域。创作者围绕人们离开、回归这片土地的叙述母题展开书写。比如《人生》《老井》中，主人公高加林、孙旺泉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纠葛都与土地产生密切联系。影片将他们置于“城市—乡村”的二元框架中，呈现土地与人的互动，赋予西部类型片传递民族进取精神、饱含民族忧患意识的主旨意蕴。

与西部类型片不同，中国丝路电影不再局限于对西部空间的呈现和西部故事的讲述，而是站在国际视角，展示丝路文化相关的历史和现实，唤醒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这就要求创作凸显叙事意蕴的多重性，在情感价值上追求共鸣。比如，《大唐玄奘》聚焦唐朝高僧玄奘远赴天竺取经的传奇故事。创作重走玄奘西行之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他穿越古丝路的跋涉，与沿途百姓、僧人的交往，以及取得真经、返回长安城的信念。《音乐家》既讲述冼星海因战争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得到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救助的一段人生经历，也表现他通过创作音乐作品，治愈战争中百姓的心灵，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的过程。

一条路，引出一部世界史。几千年来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产品流通、技术传递、艺术互动的故事不仅成为世界文化宝藏，也为电影创作提供丰富素材。电影人潜心挖掘，精心创作，于驼铃帆影、东去西来间塑造鲜活立体的丝路人物，于文明互鉴、现实互动中讲述精彩感人的丝路故事，谱写出“一带一路”的动人诗篇。

多元合作打开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