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节目《歌手》
作为一档连续举办六届的王牌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寄托着观众的许多期待，其任务并非仅仅“邀约歌手”这么简单，但就是“邀约歌手”已足以让主创团队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辗转奔忙于各种演唱会等演艺活动，而且敲定的首发阵容还未必能够满足难调的众口。客观来看，巨星压阵是保障节目成功的要素之一，可在当下的音乐市场，巨星也只是某一分众（niche）层面的巨星，于是《歌手》的任务可以说是多重的：制造、或称再造“全民偶像”，这偶像的身份不被年龄、性别、履历、流派、认知度、甚至语言和国籍所限制。我们不妨将这种开放办节目的态度理解为一种在地化的努力：浸染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流行音乐，如何在与外来劲敌同场竞技的时刻，重新再造并传播属于本土的音乐语言？

Jessie J
因此，关于《歌手》的讨论无法化约为，譬如说，Jessie J是来教中国人唱歌的类似论断——诚然，在这场竞技当中，Jessie J无疑是我们效仿西方现代性的最佳样本；菲律宾歌手KZ谭志安，也是纯熟运用欧美流行歌曲演唱技巧的另一位“他者”。但有趣的地方在于，此次受邀的内地歌手他们的表演，并没有纯粹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全盘复制。虽然汪峰、李泉的音乐之路受惠于精英式的西方古典乐教育，华晨宇最初成名也离不开选秀这一全球文化（包括此前提及的KZ谭志安，她是菲律宾《The X Factor》选秀节目的冠军），但是很明显改革开放后这三四十年的时光里，内地歌手逐渐掌握了实践自我音乐风格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既非完全照搬欧美、港台或是日韩，也不是简单以传统戏曲、民族音乐作为身份认同的手段。我相信，他们的音乐实践更像是一种试探、一种协商、一种不断穿梭在各种张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在《歌手》的舞台上，内地歌手大体展现了三种实现本土的可能，其中，再造“中国风”是最为明确的一种方向。在这里，民乐、古诗词、传统文化的运用只是构成“中国风”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其能够融合西方音乐风格、且在商业上赢得广泛成功的特质，台湾地区歌手周杰伦，包括他的御用填词人方文山，正是凭借一系列融合了R&B、说唱等不同风格的作品，诸如《东风破》《霍元甲》《娘子》《千里之外》《本草纲目》等，不仅让年轻人如痴如狂，也为主流审美所接受，“中国风”的流行度与商业特质令众多音乐人趋之如骛，华晨宇在《歌手》中改编的《双截棍》即为一例。

华晨宇
作为一名近年来出名的年轻本土偶像，“花花”（华之昵称）意识到，如要获得更广泛层面的认可，他必须唤醒以往的流行文化。《双截棍》是周杰伦式“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借助人们对李小龙在电影中《精武门》饰演的陈真，也就是在人们耳熟能详的香港类型动作电影中，植入周氏的说唱风格，以及日常生活感悟。而“花花”则在香港类型武打片、周氏说唱风格的基础上，增加歌剧独白、太极与京剧元素，让型格的、台式日常的周氏“双截棍”变成神秘的、疏离的、“花花”式的本土“双截棍”。也就是说，华晨宇版本的“中国风”作品，既改写了周氏的台式属性，同时也拒绝了空洞的国族主义，保留90后群体的独特体验，加诸他颇具个人魅力的、融合了日韩偶像文化的舞台表演，华晨宇让“中国风”再次焕发出新的、属于内地青年身份的光彩。
再现中国流行乐历史中重要的音乐发展脉络是《歌手》再造“本土”的另一种方法。在中国流行乐历史中，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是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自1986年崔健的《一无所有》拉开中国摇滚乐的序幕，经台湾张培仁运作的“魔岩三杰”在海外声名鹊起，继而在1990年代中期转入地下，作为一种外来音乐风格的摇滚乐，在中国缔造了耀目却短暂的“本土”神话。2000年前后从鲍家街43号乐队单飞、签约华纳唱片的摇滚音乐人汪峰，凭借过人的音乐素养和丰富的创作，可以说填补了中国摇滚乐在主流社会与商业价值两个层面的空缺。正是因为汪峰已经拥有较为固定的、以男性为主的中产阶层乐迷群体，他才得以放心在《歌手》舞台上翻唱一些冷门歌曲，为“看不到的”音乐人发声。